2026-10-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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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对弱者的批示，本意是防止下情不能上达、杜绝有案不立；但在具体的执行链条里，这种批示却屡屡被异化为必须“办出个结果”的政治硬指标。办案人员宁可曲解法理、罗织概念，也不愿承担一句“经查不构成犯罪”的职业担当。 图片 为了稳妥地办出一桩“有罪”，审判长如同走马灯般更换。法官本该是法律的看门人，在此案中却更像是在拆雷——雷不能炸，又不能扔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个手艺更好、更懂“顾全大局”的工匠，把无罪的事实焊死在有罪的铁笼里。 作者 | 杨雄 出品 | 有戏Review 一名刚毕业的硕士替父亲去校外教培机构代了12节课，机构随后因政策关闭；四个月后，他与主动追求自己的15岁多高一女生确定恋爱关系并发生性行为。女生父母震怒，报案强奸不成后进京信访，拿到了高层批示。 强奸罪显然装不进去，于是公诉机关掏出了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里的“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”。一审法院三换合议庭，用长达44页的报告向上级请示后，自创了一个“教育职责延续”的词汇，顶着刑法学界的共识，硬生生把男方判了两年。 （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“法治边角料”） 1、 刑法不够，“修辞”来凑 在司法实践里，最怕的不是法条严苛，而是办案机关突然爆发文学才华。 为了把一个只代过12节课、机构早就注销、事隔四个月才恋爱的年轻人送进监狱，判决书祭出了一项法理学奇观：“教育职责延续”。 按照这个逻辑，只要你曾给别人讲过两道函数题，你这辈子都得对她的人生履行神圣的“照护职责”。机构没了没关系，课时结清了不要紧，微信上回一句“这道题选C”，就是你对她具有特殊依附关系的铁证。 这显然不是照护，而是画地为牢。 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、法政大学罗翔教授都曾不厌其烦地公开强调：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核心，在于依规依法的法定监督关系与实质性的人身依附。临时家教、补习班教师自愿与满14周岁少女交往，根本不构成本罪主体。 德国、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在规制“利用职权性侵未成年人”时，无一不把“事实上的从属、监护或支配关系”作为红线牢牢锁死。 原因极简单： 如果教过几天书就终身推定为具有精神控制力的“监护人”，刑法的边界就会像劣质面团一样被无限拉长。 刑法讲究罪刑法定，到了某些基层法庭，却变成了“罗织罪名，情理自洽”。为了对齐某种不可言说的结案指标，刑法概念被改造成了一根松紧带。 2、 当批示落地，程序就学会了“乾坤大挪移” 如果这案子只是法律定性争议，倒还不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，是一份批示如何把一整套现代司法程序逼成了走钢丝杂技。 家长信访拿到批示，最高检逐级交办。压力像沉重的水银一样层层灌注到最基层的办案人员头上。强奸罪证据明显不足，批捕批不下来；可若就此放人，如何对得上那张盖着大印的批示条？ 于是我们看到了罕见的司法奇观： 公诉人亲自跑到被告人前女友大学去“挖料”，试图撬出新的受害者； 青秀区法院一审连换三任合议庭，前两任开完庭大概自知判不下去，悄然离场； 第三任合议庭接盘，下笔前先战战兢兢写了44页的《请示报告》给中级法院，把球踢给上级。 这种“先请示定调、再开庭落槌”的操作，让法定两审终审制直接沦为了形式走秀。一审是二审法院指导出来的，二审再上诉给二审，这不叫审判，这叫内部通气会的第二阶段。 为了稳妥地办出一桩“有罪”，审判长如同走马灯般更换。法官本该是法律的看门人，在此案中却更像是在拆雷——雷不能炸，又不能扔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个手艺更好、更懂“顾全大局”的工匠，把无罪的事实焊死在有罪的铁笼里 当然，这里面更具黑色幽默的是，一审主审法官在完成这项艰难的“司法交卷”后，迅速迎来了职务提拔。有罪判决书成了最耐人寻味的投名状。 3、 保护未成年人，不该退化为家长的“性羞耻复仇” 保护未成年人免遭成年人利用地位优势进行剥削，是刑法设立该罪名的善意初衷。但这绝不等于将刑法降格为保守家庭的“私刑打手”。 在案的客观记录非常坦白： 涉案女生已年满15岁，在生理和法律认识层面上并非懵懂幼童。从主动要微信、向朋友炫耀恋爱、到瞒着学校用他人手机联络，全案证据勾勒出的是一段青春期少女自发的、热烈的甚至带有主导性质的恋爱冲动。 它或许不符合家长对“乖乖女考上重点大学”的人生规划，它或许踩碎了东亚家庭对于未成年少女的道德洁癖。 在很多传统家长眼里，未成年女儿只要发生了性关系，就绝不可能是自愿的；如果她自愿，那一定是被拐骗、被洗脑、被精神控制。面对女儿未成年性行为的失控感，家长的愤怒往往不是源于法律，而是源于家庭威权的受损。 可悲的是，公权力并没有在此刻守住底线，扮演中立的裁判者，反而成了这股家长暴怒的执行工具。 强奸不成立，就改控性侵；事实不符合，就发明“职责延续”。当国家机器的重锤被借来为一场破裂的早恋买单时，刑法保护的已经不是未成年人的自主意志，而是家庭对未成年人身体的绝对所有权。 4、 司法应当止步于床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