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-10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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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终于意识到，想把中国制造业挡在门外，同时又希望中国企业带着资金、设备和技术来帮忙，这两件事很难长期兼顾。2026年，印度对部分涉邻国投资规则作出调整，释放出改善外资环境的信号。可政策一变，资本就会立刻回流吗？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企业不会因为一扇门重新打开，就忘记过去几年遇到的审批障碍，更不会把数十亿资金押在一句招商承诺上。 真正值得关注的，是印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改变做法。2020年4月，印度收紧来自与其接壤国家的投资审查，此后相关投资原则上需要政府事先批准。政策出台后，中国资本参与印度企业融资、并购和合资项目的难度上升。到了2026年3月10日，印度内阁批准调整相关规定，随后公布新规则，为部分小比例、非控制性投资开辟自动审批通道，同时为若干制造业投资设置限时审查安排。 这次变化并非印度突然放弃了对中国资本的警惕，而是经济需求与原有政策之间出现了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矛盾。印度希望发展电子制造、新能源、工业设备等产业，却又需要在投资准入方面保留较强的审查权。它想获得中国供应链的效率，又想减少对中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。两种目标可以同时追求，但不能指望仅靠限制外资就能迅速实现。 到了2026年8月，印度披露，新规则实施后已收到29项外国直接投资申请，涉及金额约4895.65亿卢比中的正确数量级应为489.565亿卢比，即约489.6亿卢比，约合5.1亿美元。这里有个关键细节：这些申请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体，并非29项全部来自中国，更不能把申请金额直接当成已经到账的中国投资。申请、审批、资金到位和工厂投产，是四个不同阶段。 印度最需要面对的现实，是中国企业为什么曾经不愿意投，以及今天是否已经有足够理由改变决定。2020年实施的审查规定，使来自中国的投资普遍面临额外审批要求。此后，印度希望扩大本土制造，却也遭遇资金、设备和产业配套方面的现实困难。2023年，中国车企比亚迪曾计划投入约10亿美元，在印度推进电动汽车合资项目，相关计划没有获得预期进展。这件事说明，印度市场的潜力再大，也不能替代明确的投资准入条件。 电动汽车行业尤其能说明问题。建厂不是把厂房租下来、把生产线运过去就算完成，电池、电机、功率半导体、汽车电子、软件系统和售后服务都需要协同。印度可以制定本地化生产比例，也可以要求外资遵守安全与环保规定，但如果企业连项目能否获批、技术投入如何受到保护、股权安排是否稳定都无法提前判断，就很难作出长期承诺。大型制造项目的投资周期往往跨越多年，政策风险会直接进入成本核算。 印度的另一 项 难题，是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落差。按照印度方面公布的贸易数据口径，2025—2026财年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约1121亿美元。印度需要大量中国工业品、电子元件和生产资料，却又希望通过发展本土制造减少对外依赖。贸易逆差本身不等于经济受损，因为进口也可能用于生产和出口；真正值得重视的是，印度如果长期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，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本土配套能力，就很难仅靠行政限制实现产业升级。 稀土永磁材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电动汽车、混合动力汽车、风力发电设备以及部分精密工业产品，都需要性能稳定的永磁材料。2025年，中国对相关稀土产品和永磁体实施出口管制后，印度部分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也面临供应链压力。出口管制涉及许可与具体产品范围，不能简单理解成中国停止向印度供应所有稀土；但这场供应链波动已经说明，关键材料并不是想换供应商就能立即换掉的普通商品。 印度当然可以寻找替代来源，也可以投资本土加工能力，但从资源开采到分离加工，再到磁材制造和终端应用，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、技术积累和客户认证。中国企业在这条产业链上积累的制造经验，不会因为印度宣布放宽一项投资规则就自动转移过去。假如印度希望中国企业参与当地产业建设，就必须让投资者看到合作带来的合理收益，而不是一边要求企业贡献技术，一边让企业承担难以预测的政策成本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印度此次调整采取的是有限放宽，而不是全面开放。新规则允许符合条件、持股不超过10%且不具有控制权的相关投资，通过自动审批路径进入印度市场；其他投资仍须遵守适用的行业限制、持股上限和审批要求。对于部分重点制造业投资，印度还设置了限时审查机制。这样的变化可以降低部分项目的制度成本，却没有消除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全部限制。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印度的政策调整直接等同于中企大举回流。持有少量股份，与掌握一家企业的经营权，是两种不同的商业安排。一个大型制造项目需要的可能是数亿美元投资、长期技术服务和稳定的供应链支持，而10%的非控制性股权安排并不能满足所有项目的需求。印度若希望引进大型产业项目，就必须解决不同投资模式的准入问题，不能只拿小比例持股的便利来证明投资环境已经全面改善。 中国企业也不会只盯着印度一个市场。东南亚、南亚其他经济体以及中东、欧洲等市场，都在参与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