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-11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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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11月15日,美国华盛顿,中美代表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。桌面上只是一份协议,背后却是十几年反复磋商。对中国来说,这一步关系到能否进入更广阔的国际贸易体系;对美国来说,则是一场利益、战略与国内政治交织的选择。 中国重新申请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,始于1986年。1995年,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,中国的谈判对象和规则都发生了变化,加入工作也随之转入新的轨道。 谈判最难的地方,不在于表态,而在于落实。关税怎么降,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,国有企业如何参与竞争,金融、农业、电信等领域怎样安排,都要逐项谈清楚。每一个数字背后,往往牵动着国内产业和就业。 有意思的是,中国并没有把谈判简单看成一次外交交涉。谈判团队需要同时考虑发展阶段、产业承受能力和国际规则,既要体现开放意愿,也不能让国内经济在短期内失去缓冲。 到了1990年代后期,亚洲、欧洲和北美的谈判相继推进。与部分成员达成协议,只能说明道路走通了一段,真正决定成败的,仍是主要经济体的态度。美国的立场,尤其关键。 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并不小。有人担心中国加入后会扩大出口竞争,冲击美国部分制造业;有人则从战略角度判断,中国经济一旦获得更充分的国际市场空间,综合实力可能加快提升。国会中的争论,远不只是贸易问题。 克林顿政府内部也并非一开始就对中国抱有充分信任。冷战结束后,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不断调整,人权、地区安全、贸易逆差等问题,都曾影响两国关系。克林顿本人在竞选和执政初期,也发表过对华强硬言论。 转折来自现实利益。 美国企业希望获得更稳定、更明确的中国市场准入条件。中国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,美国企业便能依据多边规则参与竞争,而不是每年依靠一次性的贸易待遇审议。对跨国公司而言,这种确定性十分重要。 克林顿看得很清楚。支持中国加入,并不等于放弃美国的竞争立场。相反,美国可以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,对中国的关税、市场准入和贸易行为提出要求。把中国纳入一套共同规则,在他看来,比长期把中国挡在门外更便于美国施加影响。 1999年2月,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·鲁宾访华。两个月后,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美国。中美双方围绕农业、工业品和服务贸易等问题继续磋商,谈判气氛一度十分紧张。朱镕基曾明确表示,中国已经作出很大让步,但双方仍需寻找可接受的平衡。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1999年11月。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,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,中国则在多个领域作出市场开放安排。这份协议并没有让美国国内争论立即消失,却为后续程序打开了通道。 克林顿随后把重点放在国会。白宫组织商务部门和办公厅人员,向议员说明协议内容及其对美国企业的利益。游说的核心并不复杂:如果美国拒绝,中国仍可能加入,但美国企业未必能获得同等机会;若支持中国入世,美国至少能够在规则框架内争取主动。 国会的阻力依然存在。许多议员担心就业流失,也有人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。克林顿要做的,是把一项外交选择转化为美国国内能够接受的经济方案。2000年,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,为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铺平道路。 这场较量中,克林顿并不是单纯出于对华友好。他考虑的是美国企业的市场利益、消费者可能获得的更低成本,以及美国在亚太和全球贸易规则中的主导地位。支持中国加入,既有经济算盘,也有战略计算。 中国方面也付出了相应代价。关税水平下降,服务业逐步开放,企业必须适应更直接的国际竞争。有人担心冲击,有人期待机会。对当时的中国而言,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必须加快制度调整,用更透明的规则承接外部竞争。 2001年11月,中国在多哈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程序。12月11日,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。那一天并不喧闹,却标志着一场持续十五年的谈判终于落笔。 美国国会曾经犹豫,克林顿也并非没有顾虑。他之所以站出来推动,根本原因不是立场突然改变,而是判断出:把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,更符合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安排。至于这份判断后来带来了怎样的结果,已经属于另一段历史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