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-11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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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大家好,我是小李。 81岁的宏碁创办人施振荣11月18日上午抵达深圳,以中国台北经济体代表身份出席APEC相关活动,中方官员程烈到机场接机。 他上一次担任这一角色是2007年在悉尼,中间隔了19年。落地之后面对媒体,他脱口而出的不是半导体供应链,也不是赖清德行前交代的那几项任务,而是一句“非常不习惯”。 一个在国际产业场合走了近50年的人,对一段顺畅的路感到陌生,这句话本身的分量在哪里? 赖清德交给他的三项任务,在APEC既定的规则里究竟有多少可以落地的空间?这两个问句的答案,得从抵达那一刻开始拆。 三项任务与一条早已存在的边界 施振荣这趟行程的时间点很清楚。11月17日至18日,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。 主题定为“共促繁荣,共赢未来”,2000余位政商界代表参会,覆盖全部21个APEC经济体。 域外企业来自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等13个经济体,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15家,美国参会企业数量在外方中居首、占比接近20%。 峰会议程围绕互联互通、人工智能创新生态、亚太自贸区、数字经济、粤港澳大湾区机遇、可持续发展、数字化绿色化转型7个议题展开,东道主在开幕式上向亚太工商界发表主旨演讲。 峰会将发布《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》,这是峰会创办30年来头一回以倡议形式产出成果文件,意味着工商界的讨论不再停留在会议纪要层面,而是要形成一套可落地、可跟进的行动框架。 施振荣是以中国台北经济体代表身份参与这场经贸会议。 身份和名称在1991年谅解备忘录里就已经写定,派出的必须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员,政治人物不在可选范围之内。 国台办方面在回应今年APEC相关安排时把处理方式说得没有留下模糊空间,作为东道主,大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。 这条线从1991年到现在,30多年没有松动过。放在这里看,APEC不是一张可以随意改名的桌子,名称、身份、议题范围都写进了规则文本,谁去参会都绕不开这套约束。 赖清德行前交付的三项任务,概括起来是持续参与APEC事务、凸显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位置、塑造区域稳定可靠的经济伙伴形象。 前两条在会议规则内有可以操作的层面,第三条则受制于一个事实,一个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当局,谈论“稳定”缺少落点。半导体供应链这一项值得多说几句。 台湾地区集成电路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一度接近40%,这个位置是几十年技术积累和产业配套长出来的,不是靠政治宣言堆出来的。 供应链的优势靠的是稳定的能源、物流、人才和跨区域商业信任在运转,把这些条件抽掉,优势本身就会松动。 把技术分工意义上的位置当成政治筹码来用,最先被消耗掉的恰恰是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。 施振荣2007年从悉尼返台后说过一段话,台湾应更注重经济、技术、文化层面的实质交流,不应操弄纯政治。19年前他就清楚APEC这个场子的边界在哪里。 这一次他在致辞和午宴上的表达,落点也基本沿着产业议题走,数字鸿沟、供应链重组、人工智能治理,通篇没有越出经贸语言的范围。 任务可以被翻译,身份却不会因此改变。施振荣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,在他落地之前就已经被规则决定了。这也让人把目光移到人选本身。 人选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赖清德当局挑选参会代表,可选空间并不宽裕。备忘录把政治人物挡在门外,能派出去的只能是工商界人士。施振荣在这个范围内属于风险系数很低的那一类。 他的履历摆在那里。1976年创办宏碁,从一个以代工起步的本地品牌做到横跨多个经济体的国际化企业,中间经历过品牌重塑、渠道自建、全球分工布局的完整周期。 品牌出海踩过的坑、跨境经营磨出来的分寸、跟不同市场伙伴长期打交道积累的判断力,这些东西不是靠临时准备能补上的。2007年悉尼峰会他实际出席过一轮,APEC的运作方式他见过。 本届深圳峰会的7个议题里面,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和数字经济合作排在靠前的位置,半导体和AI恰好是台湾地区产业最拿得出手的板块,而施振荣的本行就在这里。 让一个做了50年产业的人去谈产业议题,至少在专业层面挑不出明显的缺口。 他在产业圈里反复讲的一个概念是“王道”。这套东西放在施振荣身上不是临时拿来用的修辞,而是他从宏碁几十年起落里提炼出来的经营逻辑。 核心意思大致是价值创造要先于利益分配,共荣要可持续,企业不能只算自己眼前的账。他早年谈“微笑曲线”的时候,讲的也是同一件事的两面,附加值在哪里,合作的空间就在哪里。 这套话放在APEC这种多边场合是适配的,因为它指向的是区域共同面对的技术治理和产业协作难题,不专门指向任何一方。 他在午宴上谈AI治理时用的也是这个逻辑,谈的是科技与人文之间怎么找平衡,效率和价值之间怎么取舍。 这套叙事听起来不激烈,但在多边场子里恰恰是最不容易触发防御的语言,它谈的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,谁都